包政| 管理教育的反思(22)-包子堂

包政| 管理学教育的反思(22)
包政  2017-05-30 18:12   阅读(895)
摘要:一个企业的成就,并不是由销售收入决定的,而是由它的经营哲学,以及内在的事业逻辑决定的。一个企业成就的高低,并不是由赚了多少钱决定的,而是由事业逻辑的内在生命力,及其对社会与后人的影响决定的。

文 | 包  政


没有理论和理论素养,做一个买卖,挣一点钱可以,干成一个事业,不可能。

哪怕你是一个大学的商学院,做一点买卖、挣点大钱,可以。想做成一个大事业,不可能。事业是由事业理论表达和刻画的,用以喚起全体员工的协同意愿。

1908年,美国汽车行业发生两件大事,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汽车问世,这是第一件大事。第二件大事,通用汽车公司成立。这两件事情有什么联系吗?有!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,福特把同行都打败了,他们聚在一起,成立了一家公司,抱团取暖,躲避寒冬。取“通用”这个名字就知道了,没个性,大拼盘。

福特T型汽车一出手,没人招架得住,800多美元。同行汽车2000多美元,贵的卖到4000多美元。很多人想不通,怀疑福特做手脚,杀价倾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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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特觉得很好笑,说工业技术基础有无限的潜力,听不懂。没理论,太可怕了。只能做给他们看,1912年,固定流水线建成,很快卖200多美元。这回大家真服了,也真懂了。

后来,中国人也懂了,模仿谁不会?引进生产线!有胆大的,唱着做大做强做久的歌谣,却走在了做大做虚做滥的道路上。

 

尽管知道,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还是有很多人把工业生产当买卖做。一倒手,一算账,挣了多少钱。挣大钱的人,就这样变成了财智人物。

 

很多财智人物,只知道多少产量,多少成本,多少利润,简称量本利。只知道用KPI去驱使职业经理人,去努力完成销售收入和利润指标。一句话,不知道事业为何物。

 

不知道控制质量、成本、交货期背后的驱动因素,不知道通过控制驱动因素,来强化企业的生产技术基础或事业基础。

也不知道如何唤起全体员工,去穷尽方法、不遗余力,去持续地强化企业的事业基础。

 

在他们看来,基业长青也就是一个词而已,说白了,就是自己的万贯家产如何保全。一切都是买卖,符合制度经济学的理论,跟经销商做买卖,或跟职业经理人做买卖。

现如今,产业社会的买卖已经做到头了,奇思妙想的策略也玩到头了,我们的产能和产量已经过剩,该下点苦功夫了。

1923年,斯隆操盘通用汽车公司之后,知道要重新孕育一个孩子,不能像现在这样,一群猴子抱在一起取暖,躲不过这一劫。

看过《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》这本书,就知道重新孕育一个孩子是不容易的,需要一点点梳理,梳理出企业的事业理论。没理论太可怕了,一不小心怀上一个残疾儿或智障儿。有些企业更过分了,压根儿就没有想孕育一个孩子,没打算度过一个漫长的孕育期,完成0-1岁的孕育。简单粗暴,领养一只猴子,靠耍猴挣钱。美其名曰,资本运作,产业整合。

 

斯隆很清楚,必须为通用公司寻找到一种内生的力量,寻找到一种可以颠覆或超越福特的事业逻辑及其内在力量。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思考,乃至从哲学高度入手进行思考。

 

斯隆很清楚,福特的哲学就是集权,就是管理专制。于是乎,斯隆反其道而行之,顺应产业社会民主化的历史潮流,站在哲学的高度构建起他的事业理论。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、统一战略条件下的分权管理的模式,或称事业部制。

斯隆走的路线,是与福特不同的分权管理。这在《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》中都有记载。

分权管理的模式,是斯隆的首创,属于一种制度性的创新的范畴。这种体系既获取了集中政策和策略的好处,获取了集中配置资源以及规模经济优势的好处。又获取了各个事业部老总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的好处。这些事业部的老总,原本都是汽车公司的老板,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手。这在德鲁克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》一书中也有分析与解读。

福特的管理,被史家称之为胡萝卜加大棒。福特的事业逻辑及其内生力量的来源,是通过资本所有权,获取企业管理权,通过几近严酷的工厂管理专制,解决体力劳动者的执行力问题,以适配固定流水生产方式,谋取生产活动领域中的低成本优势。进而通过产销规模的扩张,持续强化这种低成本优势。或者说,不断强化大量生产方式和大量销售方式之间的联系,产生正反馈效应。

 

一个企业的成就,并不是由销售收入决定的,而是由它的经营哲学,以及内在的事业逻辑决定的。一个企业成就的高低,并不是由赚了多少钱决定的,而是由事业逻辑的内在生命力,及其对社会与后人的影响决定的。

日本企业宣称,看了斯隆这本书之后,才真正学会如何对一个大企业或大组织进行管理。可以说,是斯隆教会了日本人,如何构建和驾驭一个大企业的。顺便提一句,日本人擅长看书学习,而不是到处乱跑,参观考察。日本是一个很节俭的民族。

这就让我想起件事情来,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,魏源悲愤填膺,于1842年,写成50卷的《海国图志》。本想激励国人,发愤图强,师夷长技以制夷。结果却帮了日本人。

1854年,日本翻刻了《海国图志》60卷本,争相购读。借用井上靖的话说,幕府末期的学者文人,倾向开国主义,契机是中国的《海国图志》,由此引发明治维新。

 

如果中国人喜欢读书,早就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向西方企业学什么?魏源说,夷之长技三:一战舰,二火器,三养兵练兵之法。

 

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西方企业的工业技术基础,与生产作业流程及其分工与管理方式方法。由此而论,中国产业及企业的出路,在于读好书的习惯与兴趣,而不是喝酒谈生意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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